记忆中的石墓群儿时“寻宝”盖棺绸缎拿回家做

日期:2019-01-21编辑作者:服饰纺织

  韩有娃还记得,一个棺材上方石顶上,还镶有一个铜灯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棺椁上盖有一块绸缎,韩有娃悄悄地拿回家,“母亲后来给妹妹做了兜肚”。

  这里所说的仅仅是墓地内靠村庄约6万平方米范围内勘探出的16座墓葬(这个范围外还有)。整个墓地南北长约1700米,东西宽约1200米,总面积达204万平方米。

  李氏家族墓地石室绝大多数石构件的面上都雕刻有内容。八鱼石墓文管所所长石西阳说,其雕刻的图案大约400多幅,分为人物故事、山水、花草、动物意想图案和博古图案。从雕刻手法上可分为圆雕、高浮雕、浅地刻和阴刻。

 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昔日曾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的杨晓阳曾评价,八鱼村李氏家族墓地,是目前所挖掘的同期同类家族墓葬中,规模最大、墓葬结构最为奇特、等级最高、墓葬时刻艺术品最为丰富的封建家族墓地,充分显示了明清时期陕西关中民间石刻艺术的高超技艺。

  关于李氏家族墓园的具体情况,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大规模的“平坟”运动,已看不到昔日墓园的景象,李氏家族的历史逐渐被人们淡忘,只有几位老者能遥想孩童时在墓园嬉耍时的情景。

  当时墓园规模很大,足有400亩地,墓堆有上百个,按堂系分成若干个群落,有的墓冢很大,足有15米之高。

  田亚岐听一些老人说,以前的墓地环境优雅,园中地面摆放着石质香案、香炉等,每年除清明时节进行浓重的家族祭奠之外,春节前夕、娶亲、盖新房等也要前往祭奠。此外,李氏家族还有不成文的约定,凡在外地干事者,途经大荔或者回乡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墓地凭吊。

  2015年3月12日,68岁的八鱼村村民韩有娃回忆,他11岁的时候,曾经和其他孩子多次爬进石墓内。当时进入一个石墓内,里面有5个棺木,还有石雕的金童玉女、木制方桌、大立柜、书架等。

  韩有娃还记得,一个棺材上方石顶上,还镶有一个铜灯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棺椁上盖有一块绸缎,韩有娃悄悄地拿回家,“母亲后来给妹妹做了兜肚”。

  大荔中学退休老师李秉乾也是八鱼村人,他也记得小时候到墓室“寻宝”的事情。石室有大门进不去,有人将最薄弱处的石窗户砸开,从窗户进入。有人发财了,“拿走了墓主人的一个眼镜”。

  有一年生产队需要石头,八鱼村5组出动了30多名精壮劳力,开始明着破坏石墓。棺木被拿去做了生产队饲养室的大门,很多石块被烧石灰和水泥,有的修水渠时用掉了。

  现在的石墓内,几乎所有石雕人像都没有了,石西阳说,当时石人头部都是镀金的,一些村民或者盗墓贼嫌刮金速度太慢,就直接将石人头部敲掉,回到家再慢慢将上面的镀金刮掉。

  石牌楼被拉倒后,“保护电线岁的村支书李志义 ,八九岁时也曾进入古墓里面。他看到大立柜里面还有衣服。

  但是他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墓室外的一个石牌楼。他记得大概1968年左右,有一天乡上开来了个大型拖拉机,有人上去将一条钢丝绳绑在石牌楼的一角,然后大家躲得远远地,拖拉机就开始给劲。拖拉机开动得冒黑烟,一声脆响,才将石牌楼的一个角角拉掉。

  于是,一个男子再次爬上石牌楼,系好后,拖拉机再次发力。钢丝绳绷得紧紧的,一声巨响,10多米的牌楼轰然倒下。

  “石牌楼刚倒,省上的电话来了,让乡上一定要保护好这座牌楼。可惜,一切都晚了”。韩有娃和李志义都记得那个迟来的电线日,华商报记者找到了当时开拖拉机拉倒石牌楼的老人唐林宪,已经74岁的老人承认自己当时按照“上面命令”拉倒石牌楼,过去的事情,他不愿意再提起。

  很多人记得那个牌楼上有精美的雕刻图案,至于雕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有的说,是华山各个景点的缩影,但已无法考证。华商报记者从一位昔日西安美术学院学生保留下来的照片看得出,昔日的石牌楼大约有15米高,分三四层。牌楼正面能清晰看到四个大字“皇恩浩荡”。

  2013年5月14日,大荔八鱼李氏家族墓地,被国务院核定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  7年前,石西阳部队转业辗转多处后到此工作,由于游客稀少,石西阳无事之时就潜入石墓揣摩,对每个图案都能烂熟心中。闲来无事时,他便和村里一些长辈闲聊。这种东逮一句,西逮一句的阅历,也促成了他独有的讲解风格。

  石西阳说,这些石墓大多是墓主人生前自己修建的,有的在七八岁的时候,父辈已经给孩子修建了。

  在4号石墓,有一副对联,“深深庭院隔红尘,郁郁泉台埋白玉”,横批是“梦一场”。这个石墓内藏有墓主李怀珍(字聘清)和他的女人,这个女人没有名分,一直在深深的庭院内似乎和外界隔绝。

  晚上无事,石西阳经常会一个人拿着手电筒钻入墓室,从不同的角度看着一幅幅山水、花鸟或文字。他隐约感到石头会有水渗出来,冰冷的石头突然会变得非常柔和和水灵。

  3月24日,华商报记者采访了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李刚。李刚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、陕西省秦商研究会副会长、西北大学陕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。

  李刚:陕商兴起于明代初年,明政府在陕西实行了“食盐开中制”,把陕西的粮食贩到边关去换盐引(盐引又称“盐钞”,是贩盐凭证),然后拿盐引去江南贩盐。一个人贩盐力量很有限,就需要大家相互联系,形成商人集团,这是中国形成最早的商团,我给它一个定位“天下第一商帮”。

  华商报:根据你的观点,1818年以前,中国的财富占据世界的30%,而在中国,70%的财富在江南。那为何当时的三大商帮却在经济不是很发达的陕西、山西和安徽?

  李刚:陕西商帮的形成是政府引导的结果,当时明政府为了保障边疆安全,在陕西边界上驻扎24万边防军,那么就需要让商人帮助政府解决边防军的后勤供应。于是,以让商人参与食盐贩运为条件,刺激商人的积极性,要把江南的盐运回来。在这种情况下,就要推出一种新的经济政策,叫制度创新,将食盐和边疆建设结合在一起,将“盐政”和边政结合。

  李刚:“徽骆驼”指的是安徽商人像骆驼一样吃苦耐劳;“晋算盘”指的是山西商人非常精明。“陕棒槌”说明陕西人直来直去,直爽地就像棒槌一样。当时陕商也叫“三硬商人”,即人硬、话硬、货硬。诚信是陕西商人的最大特点,他们说一不二。

  李刚:这是陕商和晋商的实力变化的一种表达方式,在明代时,陕西商人的实力远在山西商人之上,所以叫“秦晋大贾”,秦在前,晋在后;清代,晋商利用清政府的政治资源,迅速崛起,帮满族打天下,后来贵族给晋商丰厚的回报,把八大晋商调到北京,晋商最火的时候是1831年办了票号,所以在清代时叫“山陕商人”。

  华商报:在大荔县八鱼村李氏家族墓志铭上,能看到每个墓葬主人的善举,乐善好施,当时,陕西商人为何要这么做?

  李刚:慈善是一种结果,而起因是乡愁,但陕商的乡愁更加浓郁,这和他们的制度有关系。因为陕商当时实行的是股份合作的企业经营方式。“东西制”,“东方”就是“财东”光投资不经营;掌柜就是“西方”,从东家手里领取资金,所以他们也叫“领东掌柜”、“带肚子掌柜”。

  出去10年为一个屯周期,也就是说一个商人12岁离开家,到60岁告老还乡,中间48年只能回来4次,每次住一年。同时,东家为保证投资安全,就把掌柜的父母妻儿放在家里,这也是一种投资保险制度。

  那么掌柜的不在家的日子里,他就要为家里人营造一种良好的人际氛围,等家里遇到事情时,乡党邻里也会出手相助,所以就要进行大量的家乡建设,结缘乡党。

  徽商不存在这个现象,因为徽商走到哪里都可以把家人带着,晋商和陕商相似,但没有陕商严格。

  华商报:明代松江府(今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)嘉兴镇就有“机声扎扎连夜操,关中贾来价更高”的歌谣,说的是关中商人做生意不斤斤计较,不在乎价格,是这样的吗?

  李刚:这说明陕西人做生意很大气,不计较分毫,和现在的煤老板有点相似。因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多是从农民起步的,或多或少带有暴发户的色彩。但是,他们更看重商机和机遇,他们能看得更长远,所以往往忽视小利。

  华商报:有关陕商的史册上,大量记录了陕商和其他商帮比赛往河里扔银子的故事,这些说明了什么?

  李刚:陕商和晋商以及陕商和晋商联手抵触徽商的竞争从未停止。河南社旗镇是河南布匹的主要交易市场,唐河的水运为棉布交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,所以从清代初叶起,山陕商人就到社旗垄断棉布贸易。最初,山西商人势力兴盛,一王姓晋商独占着社旗的布匹生意,陕西韩城党家商人很不服气,要与晋商一争高下,于是双方约定往唐河里扔银子,谁扔得多,谁就独占市场。

  华商报:八鱼李氏家族世居同州府(府治今大荔县),当时的同州商人在陕西商帮中是什么地位?

  李刚:明清时代出现的陕商是以同州府的商人为核心。陕西的财东、大商人都集中在渭北一代(大荔、富平、泾阳、三原等地),因为这些地方是产粮大县,陕西商人也是完全依据明清时期“食盐开中制”的政策,农民进城经商所形成的商业集团。

  李刚:明清时期,陕西商人经营八大产业:食盐、布匹、皮货、药材、水烟、木材、典当、酿酒。陕商把陕西定边花马池的盐贩到伊蒙草原、甘肃、青海、凤翔、汉中等地,然后把伊蒙草原的皮革加工成皮革制品贩到江南,回来又把江南的布匹带回来;把陕西的药材、水烟贩卖到江南,将江南的茶叶带回。

  史料记载,八鱼村毗邻的羌白镇,明清曾经是著名的皮制品生产和交易地。这些原料多来自甘肃和陕北,加工后销往天津和北京。除了牛羊皮外,还有少量的虎、豹、狼、狐皮。

  其实,一个八鱼李氏家族的兴衰,刚好见证了明清陕西商帮的兴衰。他是陕西商帮的真实写照和缩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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