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南北朝为啥被称为“

日期:2019-02-01编辑作者:人文

  西晋的建立,是司马氏及其亲附的世家大族互为依托、相互利用的结果。这次短暂的统一,可看成东汉的“回光返照”。但东汉末期国家治理的深层结构矛盾,一个也没有减少,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:

  一方面,为回报世族大姓和亲附势力,西晋王朝对曹魏以来推行的“九品中正制”加以改造,垄断选举制度,将官职品级与世族门爵的高低挂钩。同时,恢复世袭的五等爵制,并通过占田制等制度安排,承认世族大姓在土地、奴婢占有方面的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。由此,进一步强化皇族及名门望族中的权力垄断,使世族政治进一步固化,极大地助长了贪暴恣肆和奢侈风气,为门阀政治恶性演变开启了方便之门。

  另一方面,吸收曹魏失权的教训,推行州郡解兵措施,裁撤郡国军队,同时大封同姓子弟为藩王,并鼓励藩王出镇领兵,以拱卫皇族,导致郡国守备薄弱,地方控制力下降。而诸侯藩王有领兵权,无形中为内争埋下了伏笔。

  西晋统治者的政治短视,在王朝中枢权力安排方面也有体现。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接班人晋惠帝,天生憨痴,无力治理朝政。当时“天下荒饥,百姓多饿死”,晋惠帝闻之,竟问臣下:“何不食肉糜?”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素有干政野心,最后竟然勾结藩王作乱,引发宗室、外戚之间的内斗,酿成“八王之乱”。

  “八王之乱”持续16年之久,宗室诸王相互杀伐,人民流离失所,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。最终,诸王相继败亡,西晋国力也被严重透支,处于瓦解边缘。时人所谓:“历观前代,国家之祸,至亲之乱,未有今日之甚者也。”

  西晋灭亡后,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为多个胡、汉割据政权控制。南方地区,经永嘉之乱后,琅琊王司马睿在南迁的中土世家大族的扶持下,定都建康,是为东晋元帝。

  东晋王朝,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、庾、桓、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江南吴地士族的联合专政。其权力结构,是弱皇权与强宗族的“弱平衡”模式。一方面,司马睿以支裔藩王身份而据大统,资历浅,威望低,影响力也弱,需要依仗南渡的北方世族豪门支持。另一方面,南渡的世族则需借助皇室名义,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才能维持门第和家族利益。因此,司马睿是名义上的天子,但南迁的北方世族门阀势力才是东晋局势的实际掌控者。东晋建国初期,皇室最仰仗的是琅琊王氏。其中,王导在内主持朝政,司马睿称其为“仲父”,王敦在外统领军务,故当时有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之说。

  在世族门阀主政的情势下,东晋皇族一方面要依靠南迁世族的支持,才能维持偏安统治;另一方面,东晋皇帝又以“共主”身份,居间制衡和调整世族之间的内部矛盾。至于南方吴地的本土世族,虽不能参与朝中枢机,却在当地经营多年,拥有一定的地方影响力,是需要安抚和团结的对象。它们也通过承认东晋皇权的合法性,换取朝廷对其自身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认可。

  东晋时期,是世族政治的“繁荣期”。世族门阀地位优渥,在政治、经济上都拥有很大的特权。它们借用晋室的名义,占地封山,以致资财巨万、园宅广阔、奴僮数千。同时,垄断选举,以致形成“举贤不出世族,用法不及权贵”的局面。门阀子弟凭借门第和出身,初入仕途即是四品、五品;所任官职,也多是职闲廪重、地望清美的“清职”,进而平流进取,坐至公卿。

  为了维持门第的优越性,世族高门之间往往互为婚姻,且不与寒门子弟通婚,导致阶层封闭和固化。他们还看不起出身寒门者,“视寒素之子,轻若仆隶,易如草芥,曾不以之为伍”。此外,门阀子弟多以清高脱俗为标榜,鄙视俗务,崇尚雅言清淡,追求精神放逸、自由。这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文学艺术的进步和繁荣,但也使得高门世族习惯了优越舒服的日子,日渐消磨糜烂。

  东晋末年,起于寒门的士人子弟逐渐在军队及实务部门掌握实权。最终,握有兵权的刘裕即皇帝位,国号宋,东晋灭亡,由此开启了南朝政局。南朝政治,先后有刘宋、萧齐、萧梁和南陈,多为禁军首领政变所建。鉴于东晋王室孤微、门阀势盛的教训,南朝皇帝为维护皇权和制衡高门世族,往往以宗室子弟掌握军权,守为外藩。但皇室与外藩诸王之间,多有猜忌,常起冲突,以致骨肉相残,政局更迭,各朝维持的时间都不甚长。在中枢权力部门,南朝皇帝多以“寒人掌机要”,带动了寒门势力的崛起;南朝门阀大族,大多尸位素餐,日渐没落,但其门第地位和生活风尚的影响仍在。寒门人士想跻身世族,仍然往往难得其门而入。

  对南朝世族最终造成沉重打击的,是“侯景之乱”和西魏宇文泰攻占江陵事件。“侯景之乱”期间,建康及附近地区的士族子弟被杀、饿死者无数,“中原冠带……至是,在都者覆灭略尽”。宇文泰占领江陵,俘虏南方衣冠士族数万口,驱入长安为奴婢,对南朝世族子弟再次予以重击。等到隋灭陈、统一全国时,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世族已全然寂落无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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